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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震荡中国的科学

科学界的不端行为

丑闻震荡中国的科学

不端行为案例的猛增可能迫使中国的科学领导层打扫家屋或警惕建设创新社会中出现的偏向

 

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把钱和声望堆在他的学术团体上,试图能在一场环球技术竞赛中胜出。在东方这块科学的原野上,有数量多得空前的研究人员被指控为作弊——从捏造个人简历到伪造数据——用来猎取名望或优异的职位。受到丑闻和要求对被指责的科学家采取行动紧急呼吁的冲击,高端科学领导人士现在承认需要改变这种以高期望值和缺少监督而声名狼藉的体制。“太多的激励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已经把做科学工作的目的搞模糊了”,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告诉《Science》记者。“我们需要改进我们的评估制度,为研究与发展的创新建立一种更好的文化。”

 

中央政府对这项将会相当于大力神式的艰巨任务正在采取第一个试验性的猛击。作为起动的一步,为国家的大学提供经费并进行监督的教育部上月发布了道德准则并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来治理社会科学中的行为问题。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说“虽然查明不端行为案例的数量有困难,这些案例的负面影响不应低估,”路甬祥补充说,“中国科学院将竭尽全力来改进监督工作。也需要有社会的监视。”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三月份对中国记者们说“学术腐败如果存在,那么我们将调查每一案例,彻底地调查。”尽管有了那样的保证,作为最大职位之一的科技部,还没有透露它计划怎样去严惩不端行为。

 

引起争议的部分原因,观察员们说,是中国的科学界对于零卖权势很容易受到感染。研究与发展的资助中只有一个小的百分比是按照西方风格通过专家组评审后授予的。成功往往更多地取决于一个科学家培育从拨款经理和政治家们那里获得支持的手腕,而不是研究工作的质量。

 

在一个不健康的关系网环境中,有人怀疑政府严格整顿科学界的决心;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说:“许多领导人庇护不端行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一位名为刘吉兴(音)的退休物理学家补充说:“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们将无法抵御学术腐败的趋势。”

 

学术腐败如果存在,那么我们将调查每一案例,彻底地调查。”

                 ——徐冠华,科技部部长

译者注:原文在这里插排路院长的一张照片,照片下面的注释是:路甬祥院长说:归根到底,激励已经“把做科研的目的搞模糊了,”

 

到达部委

当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88年晚些时候宣布“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像打响了起跑发令枪。从那时起,中国就不断强调研究与发展和创新,制定了多项目标,诸如在21世纪创建100所世界级大学,和2020年前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要达到60%。中央政府的研究与发展拨款在十年中增为三倍,从1996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90亿美元,在随后的15年中计划有更多的增加( Science317日,第1548页)。

 

评论家们说,新财富的注入,加重了计划经济年代研究经费自上而下拨款体制的缺点。一个例外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该会资助基础研究。1986年成立以来。采用西方方式的专家组评审方法管理资助基金。但是它2006年的预算仅4.25亿美元,不及中央政府研究与发展开销的百分之五。科技部今年将分配大约17亿美元,主要是用于应用研究(大学、中科院的研究所、有时是公司的应用研究)。这个部依靠专家们来对项目进行选择和评价。“在表面上,这个过程看来相当好。但是实际上,一个资金保管人的小圈子事先已预定了钱的去向,”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这样宣称。科技部谢绝了采访的一再请求。

 

唐和其他人声称,尽管科技部说它在选择资助计划时是依靠专家意见的,但是补助金管理人员们能够否决科学专家们的意见,时常引用政治理由来说明其正确性。结合着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在精简的名义下,科技部大量削减其内部职员,而且现在经常向大学借用补助金管理人员,刘是这样说的。这就创建了一个具有潜在兴趣冲突的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混合组。

 

科技部的研究管理人员们掌握着值得注意的权力。各大学早就从事于跑步前进,这是一组双关语,讽刺“跑到‘部’里去,‘钱’才能进来”的作法。教授们的收入常和他们能获得多少补助金拨款捆绑在一起;按照几所大学补助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他们可以拿多到40%的钱作为手续费(佣金)。去年,科技部发布了一个指令,禁止把补助金用于报酬,但是不清楚这个指令能不能制止工资与补助金之间的连锁。

 

作为对他们慷慨行为的回报,管理人员们要求取得短、平、快的成果,以便向上级展示其政绩“如果你三到五年内不给他们成果,你的项目就终止了,”一位名为王益求(音)的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抱怨说。而成果常是用篇数来衡量的。被索引刊物收录的论文篇数,包括个人发表的和组织机构发表的,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着迷点了。南京大学在八十年代早期首先用被SCI收录的论文篇数来评价教员们的业绩,这种做法现已广泛传播。(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表的年度统计表,按论文篇数和被引用率对大学进行等级划分。)在许多大学里,学生要获得一个硕士学位,必须至少是一篇SCI论文的第一作者,而博士学位则需要两篇。许多机构拿出现钞酬报——以数百美元计,按杂志的名望而分等级,送给发表一篇SCI论文的作者(Science2001223日,第1477页)。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欧阳钟灿说:压力和物质鼓励的结合,已经培育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盛行提交同时或先后发生的重复稿件、自我抄袭的切块式文章、个人和机构名誉作者署名,直到彻底的剽窃。

 

译者注:原文在这里插排邹承鲁院士的一张照片,照片下面的注释是:别再做好好先生了。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说,中国科学界的领导们容忍不端行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质量受损失,就不是出乎意外的事了。按照中国科学院的统计资料,2004年虽然中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在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中排第9位,但按每篇论文的平均被引用的次数计算就只能排在第124位了。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很早就批评了对SCI 文章的过于强调,认为这样会使长期性或有风险性的研究工作得不到鼓励。欧阳说,问题是:似乎没有人听得进周的话。

 

高层政界对一个实验室或项目的关心提高了获得巨额资助金的可能性。举例来说,在2000年年初,生物学家程京向中国的内阁国务院做了一个关于生物芯片的重要性及其应用的演讲,引起了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的兴趣。九月份,程成立了一个首都生物芯片公司,三千多万美元的投资来自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Science20001215日,第2061页)。(政府的若干)部也提供不需要经过专家组评估的支持,从而证实了流行在中国科学家之间的一种说法:“大补助,不评审,小补助,大评审。”

 

犯罪实况调查:如何处理不端行为

并非只有中国的科学家们感到调查不端行为是一项模糊的工作(见正文):按照那些试图提高全球标准的专家们的看法,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混乱状态是正常的。

 

作为由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局提供经费的生物医学实验室与其他设施的调查工作监督员,也是研究道德办公室(ORI)主任的Chris Pascal说,大多数国家采取一种“临时指定的”方式来检查对不端行为的指责。他说,一条通常的经验是官员们“受到一项指责,然后试图设法如何去对付它。”没有方针准则,“你不知道该先做什么,最后还可能落得个触犯法律规范的下场。”时常随之而来的错误使人们难以作出一项公正的裁决。

 

   为了有助于驱散部分云雾,安阿波市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家PascalORI的顾问Nicholas Steneck正在主持一项全球性的尝试,来形成关于行为的明确标准,并鼓励各国采取连贯的政策。 Steneck 说道,关键性的事情,是要建立透明的制度,并对科学家和他们的老板们进行教育,让每人都懂得应该在哪里划界线。本星期,研究道德办公室(ORI)和欧洲科学基金会(ESF)——一个非政府组织——宣告他们将联合主办定于2007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世界研究道德会议,”借此发动国际行动。

 

Pascal说,由于韩国的干细胞研究骗局,以及最近发生在中国(Science519日,第987页)、日本(Science23日,第595页)、挪威(Science227日,第448页)关于不端行为的新闻报道,人们对此项计划的兴趣正在高涨。Steneck 说“过去我讲起对科学家进行道德教育时,人们往往睡着了。现在他们聚精会神——而且关键性地提供支持。欧洲科学基金会的顾问Anthony Meyer说,里斯本会议的名望,由于参与由日本提出的对世界各国的有关政策进行比较的新倡议而得到提升,该倡议得到以巴黎为基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支持;由欧洲共同体和一些国家组成委员会。

 

Mayer 说,对付科学方面的不端行为,有各种各样的模式。一种方式是让雇主们去作出决定。例如:美国和联合王国主要依靠大学和研究机构去做初期的评审工作,但是美国还有一个关于不端行为的全国性定义和调查工作的明确过程、独立的监督过程、以及上诉规定等。联合王国三月份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研究道德部,打算制订准则和提供意见。在欧洲其他地方,丹麦具有也许是最集中的制度,那就是一个审判官监督科学所有方面的查询;其他国家则遵循各色各样的政策。

 

里斯本会议的组织者们表示他们不愿意创建国际规章。Mayer说:“我们不要人们在实验桌上填写更多的表格。”他说会谈的一个目的是要人们谈些可能助长欺骗的做法——诸如把博士后当作“研究奴隶”来使用,或制定硬性的产出目标。这条信息很有可能引起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共鸣。        

ELIOT MARSHALL 报道

 

译者注:原文在此插排“犯罪实况调查:如何处理不端行为”(ELIOT MARSHALL 报道)。

 

炫耀政治关系的好处在另一个名为陈进的研究人员身上并未消失。陈自称设计出中国第一枚国产数字信息处理芯片。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前院长在他办公室外面挂有一张温家宝总理在陈的福星升起时到访的照片。在实验室网址上的其他照片自我吹擂下列人员的来访:一位前副总理,一位教育部前部长,一位科技部的在职副部长,和一位上海市的副市长。在审讯的结论确认他的芯片是造假之后,陈在上月已被大学开除(Science519日,第987页)。

 

译者注:原文在这里插排两张图片:左图的标题是:叫醒的呼声。一封由傅新元起草的信,要求领导们建立一种公正和开放的制度来查证不端行为的指责。物理学家欧阳钟灿断定,中国的科学界盛行一稿多投、名誉作者署名、以及剽窃。左图是欧阳钟灿,右图是傅新元。

 

  芯片丑闻说明这种制度的许多缺点。与调查有密切关系的消息来源告诉Science,当芯片的真实性问题暴露时,上海交通大学恐怕自己的名誉受损,就请求上级当局介入。消息来源说,进行了两次查询:先是由上海市政府主持的,然后是由科技部主持的。他们说,第一次查询没有取得结论,据说部分原因是市府官员们期望中央政府给予惩罚或饶恕陈的明确指示,但没有得到。在中国媒体继续探讨案情的时候,这项研究的主要发起单位科技部发动了那第二次的查询,终于把罪责归之于陈进身上。

 

  有些人提问,那些评估陈的发明,而且在2003年的揭幕仪式上称赞这项设计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专家们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政治家们在陈进興起的时候躺在陈的功劳簿上:上海的官员们曾经组织新闻发布会宣告陈的发明。而上海交通大学的谢绳武校长则在参观陈的实验室时热切地接受荣誉称号。他们现在全都不作声了。芯片设计老手Alex Lee 认为“陈也许不像他现在被理解的那样应受谴责;他很可能只是制度的替死鬼而已。” Lee 在硅谷工作了20年,2003年应陈进的副手之聘来上海交大任教微电子学。Lee 说,对芯片进行评价,有标准的水准基点,并且首先想知道专家们怎么会这样容易受骗的。他承认“夸大”在学术界广为流传。

 

言辞之战

陈的案例是最近几个震动科学界高档次不端行为的传奇之一。三月份,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开除了它的医学院副院长,为的是在他的履历中伪造工作经历和成就(Science414日,第193页)。一个月之后,在成都的四川大学解除了生物物理学家丘晓庆的职务,为的是被指控为伪造数据(Science428日,第511页),尽管关于这项调查的问题持续存在。最近风闻关于其他科学家们的指责,意见尚未统一。关心于指责成风以及政府的不愿发动查询,120位中国科学家,其中大多数人的研究基地是在美国,上月信访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吁请“建立一个公正、公开和正规的制度来处理科学不端行为的指责和有关研究道德的其他问题。”他们强烈要求这些机构不要把控诉不端行为的案例丢给媒体(Science519日,第987页)。

 

  这封信引发了一场打击和忿怒的洪流。少数杰出的表述欢迎这封信。邹说“这封信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争论点”。另些人声称这些作者们的处方——为不端行为的指责建立新体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他们说,纪律性的条例是存在的,问题是这些条例难得应用。(国家科学基金会是个例外。它在2005年对申报补助金建议书中的造假指责制定了专门的条例,至今已告发了三十来个案例,处分最重的是无限期的禁止申报。) 新语丝——中国发表指责不端行为的一个大众网点——指责作者们是脱离我国的实际。

 

   新语丝的支持者们争辩说官方机构不能做这件事,因此不按法律程序立即裁决需要公正性。信的起草人傅新元是美国因地安那坡利斯市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免疫学家,他认为网址的大众性,在中国缺少独立通讯社的环境中逆流而上。他说,“人们不信任官方媒体,并寻求另种信息来源,。”许多邮寄的指责是匿名的,有些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傅重申公开信的劝告:中国应该建立“法律的条例”来捍卫研究道德。

 

  尽管有不同的反响,这封公开信已经重新点燃了关于中国的研究系统是否需要一次彻底检修的辩论。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的范班克医学院神经生物学家饶毅是这封信的签名人之一,他说,人们可以就这封信的建议能否解决科学上的不端行为问题进行辩论,但他们应该记住,共同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健康的学术环境。他说:“一个处理不端行为指责的适当机制,就是那种环境的一部份”。“官员们需要让人知道:他们对建立研究基础设施的关心,比对控制经费的关心更多”。

 

  政府对那封公开信的请求看来有些回心转意。接信两天之后,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观”的方针。上月后期,它宣告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纪律委员会;三月份,一百多位社会科学家在一封吁请同事们自律并强烈要求政府制订在他们的学科领域内反对“学术不端行为和腐败”的公开信上签名。专门成立的小组将为大学制订如何处理不端行为的条例。

 

  现在还不清楚新的条例是否会产生所期望的效果。如同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物理学家何祚庥指明的那样,“不端行为案例的处理,是个政策问题,不是机制问题”——而时至今日,看来政府对采取严厉措施的决心还不大。但是,改变的时机可能成熟了。三月份,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号召全国通过学习“八荣八耻”来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之一是诚实守信。

                           HAO XIN(作者)

                   含北京中国特辑龚毅东(音)的报道

             原文载于200669Science14641466                       译者:刘建康

200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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