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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有感
作者: | 2009-09-28 | 浏览量:

   时间过得很快,1954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简称水生生物所)从上海、无锡迁往武汉,迄今已50年。该所的搬迁多少与我有关,回顾往事,感慨良多。

(一)

19519月,我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在院部从事科研组织管理工作。按领导的指派,水生生物所由我做联络服务工作。

水生生物所所部在上海,下辖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无锡蠡园)和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水生生物所所部与太湖淡水生物室,是以原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学部分除外)为主体,加上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藻类学部分组建而成。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鱼类学家伍献文任副所长。

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301月建立于南京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47月,该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由王家楫(1898.5.51976.12.19)任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动植物研究所被日军夷为瓦砾场。王家楫身为所长,将家眷安置在上海,亲自率领研究所人员撤离南京西迁,先至湖南衡山,继至广西阳朔,最后落脚于重庆北碚。19445月,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和植物两个研究所,王家楫任动物研究所所长。八年抗战期间,条件困难,生活清贫,王家楫团结全所人员,坚持科学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动物研究所迁到上海市岳阳路320号。1948年,王家楫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王家楫应邀赴英国考察,历时三个月,19492月返国时,正值国民党当局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迁往台湾。王家楫同各所所长一起,并团结本所职工,不顾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展开护所斗争,拒绝迁台。19495月,上海解放,王家楫把动物研究所完整地保护下来,交到了人民手里。当时中央研究院共有13个研究所,它们是社会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学研究所。其中除傅斯年为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大部分人员与全部图书、仪器、古物、标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研究资料以及其他行政文件,迁往台湾,以及数学研究所在抗日战争胜利时接收日本人设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数学方面的图书、刊物被运往台湾外,其余研究所都完好无损地留在大陆。1949115日、1950321日和46日,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包括动物研究所在内的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全部机构,并以这些机构为基础,加以调整,组建了第一批新的研究所及其分支机构。

(二)

1952年初,院计划局生物学地学组负责人简焯坡同志,责成我用几个月时间,调查了解我国水产生产和科学试验研究的情况,以及需要中国科学院协助研究解决的科学问题。为此,我同农业部水产总局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当时水产总局局长高树颐,和负责该局科技工作的专家费鸿年、金炤等,都不嫌我是初出校门、对水产事业毫无所知的小青年,只要我电话求见,他们总会抽出时间接待我,不厌其烦地应我的要求,介绍国内海洋和淡水渔业生产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他们随时也向我提出一些希望中国科学院研究解决的课题,要我转告领导并水生生物研究所或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

1952年第二、三季度之交,我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到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实地调查当地水产生产情况,参观访问了一些水产专科学校、试验场或养殖场,对水产事业增加了许多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我为了要写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报告,到水产总局汇报此行情况,请教一些问题。高树颐局长听完我的汇报后向我指出,我所到的华东地区,相对而言是我国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湖北一带,水域面积很大,淡水渔业有很大发展潜力,但基础较差,科学研究工作非常薄弱。特别是湖北省有“千湖之省”的美称,无论从水生生物学本身的发展,或联系水产生产的实际,都有广阔的天地。他希望中国科学院领导考虑,可不可以把水生生物所和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迁往武汉市。我回科学院院部后,在书面报告和口头汇报中,都如实向简焯坡提出高树颐的建议。随后,在一次会议上,高树颐遇见简焯坡时,重申了水产总局的建议。

竺可桢副院长非常重视这个建议。他首先征求水生生物所王家楫所长、伍献文副所长等人的意见。据竺老195299日日记载:“农业部希望[太湖]淡水生物室去武汉,太湖室同人均主张搬。”111日,中国科学院第42次院长会议,同意水生生物所、太湖淡水生物室迁武汉。(1953年,水生生物所所辖的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独立,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与水生生物所所部合并)。129日,伍献文副所长向竺可桢副院长汇报。他两次去湖北进行湖泊调查,顺便考察所址,认为“地点以东湖最好”。12月中旬,竺可桢先后亲自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教务长高尚荫谈水生生物所迁武汉,并商请从武汉大学靠东湖附近划拨一块地作为该所所址,获得同意。湖北省、武汉市也欢迎水生生物所迁武汉。1954年夏季,水生生物所在武汉珞珈山东湖边新址基建完工,9月搬迁。全所研究技术人员除个别确有困难外,都随所西迁。他们的家属,在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支持下,均妥善安排工作。从195211月,院长会议做出搬迁决定,到勘定新所址,基建,结束搬迁工作,为时不到两年。在水生生物所之前,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两个化学研究所的有关部分调整组建而成)为了东北重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由上海整体搬迁到吉林省长春市,从195235日中国科学院院长会议作出决定到当年126日结束搬迁工作,为时仅九个月。这样高的工作效率和速度在现在也是不多见的。

(三)

谁能料到水生生物所的西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竟成为弥天大罪,引发一场灾难。

“文革”中,以黄文为首的军工宣队进驻水生生物所。1969年,在黄文亲自策划下,把1954年迁所来武汉的所长、副所长,高级研究人员,党支部书记,负责基建人员,全部关押在他们私设的牢房中,大搞逼供信。他们凭空捏造罪名:水生生物所迁武汉,系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事先部署好的。根据台湾国民党的命令才在1954年迫不及待搬迁到武汉。凡是被关押的,都是军统、中统的骨干。

王家楫是水生生物所所长,自然首当其冲。身为迁所的“罪魁祸首”,他先是从12号科学家楼赶出来,住到小房间里(一直到1976年逝世,没有搬回原处),继而被关进牢房。在一次批斗会上被打昏厥过去,开始神志不清。军代表和造反派眼看他不行了,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

王家楫在他的夫人李素君精心护理下,逐渐好转,能下床走动。还没有摘掉“特务”帽子的他,唯一的牵挂,是还没有完成的科研工作。70年代初,他顽强地相继完成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原生动物》和《西藏高原部分地区的原生动物》。两篇论文,记述了该地区的原生动物400多种,远远超过了前人对该地区原生动物区系的报道,为完成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作出了贡献;还完成了《废水生物处理微型图志》,这是他将原生动物学知识应用于我国环境治理研究的成功尝试。王家楫最大的愿望是要完成《中国原生动物志》,这时他常感到肠胃阵痛,但不听老伴的劝告,仍坚持每天整理手稿和资料,想争取早日完稿,对祖国作最后的一次贡献。但他已经没有时间了,197610月初,他终于倒下了,经诊断为胃部幽门恶性肿瘤晚期。19761219日,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开拓者、中国轮虫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王家楫,带着遗憾,病逝于湖北医学院第二医院的普通病房,永远离开了他创建的、连续担任42年所长的水生生物所(含其前身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他所钟爱的原生动物学。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离开了院部科研组织管理部门11年。我知道水生生物所西迁成为台湾国民党部署和指挥的奇案,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重返生物学科研组织管理单位之时。我的心情与思绪是非常复杂的。我作为水生生物所迁所来龙去脉的知情人,“佩服”那些抓阶级斗争者的丰富想象力,居然能凭空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我为中国原生动物学的一代宗师王家楫和鱼类遗传育种专家朱宁生,成为冤案的牺牲者而悲痛。我对“文化大革命”使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人性,居然肆无忌惮地捏造罪名,摧残忠诚国家科学事业的科研工作者,感到愤概。我甚至不切实际地后悔,我这个“始作俑者”,当初不应该把农业部的建议向院部报告。王老把原生动物学看做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事,至死不忘为祖国做最后的奉献,更让我肃然起敬。

(四)

19519月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院部的科研组织管理工作机构,从办公厅调查研究室开始,虽然历经计划局、学术秘书处、生物学地学部(含筹备委员会)、生物学部等几次变动,而水生生物所却一直是由领导责成我做联络服务工作的几个研究所中的一个。“文革”后,我重返生物学部到退休,仍然关注着水生生物所的工作。可以说,我是水生生物所发展历史的客观目击者和见证人。

我对水生生物所科技队伍的认识,是从新中国诞生前后,该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拒绝迁台湾,以及该所建所不久就西迁武汉的这两件事开始的。两件事对我的震动和教育都很大。水生生物所的创业者们,他们的政治取向是鲜明的。他们顶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威胁,开展护所斗争,取得拒迁的胜利,把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完整的保护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们顾全局、识大体,服从国家建设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几乎是全部职工从上海、无锡迁往武汉市。拒迁和西迁,足以说明这是一支值得信赖的科技队伍。

1954年,水生生物所王家楫、伍献文、饶钦止(藻类学家)、倪达书(鱼病学家、原生动物学家)、刘建康(淡水生态学家)和黎尚豪(藻类学家)等知名科学家,服从国家需要,带领全所的职工,来到武汉东湖之滨。同来的还有一批像我这样当时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还有一些中学毕业生。他们都是水生生物所的创业者。水生生物所到武汉后,立足湖北,面向全国,围绕着淡水水域和水生生物学,开展研究。研究所从以分类学研究为主要基础,逐步发展成为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生物学研究机构。到我退休时,该所设有鱼类学、鱼类遗传育种、鱼病学、淡水生态学、藻类学、水污染生物学和白鱀豚等研究室,还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开放研究实验室。水生生物所科技队伍梯队结构合理,使该所长盛不衰,人才辈出,成果累累,成为在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在国内外享有较大声誉。

1994年初,近30位当年随所西迁的研究技术人员欢聚一堂,互叙迁所40年创业的艰辛,共享成功的喜悦。当年的小伙子与姑娘,此时都早已是研究员、专家或高级技术人员,大多已成鬓发斑白的花甲老人。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学系的蒋一珪,于1984年获得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他培育的异育银鲫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推广,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与蒋一珪同校同班毕业,一起到水生生物所来的沈韫芬是博士生导师,一直从事原生动物学与环境监测的研究。她主持的一个项目,获1983国家环保总局的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0年前18岁的中学毕业生张甬元,经过刻苦自学,成长为生态毒理学专家,担任国家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在聚会上,蒋一珪以浓重的无锡乡音赋诗一首:“阅尽江湖苦与甜,躬耕一所皆中坚。欢歌再把征帆起,艳艳夕阳晚霞妍。”十年前,我读到这篇新闻报道和这首诗时深受感动。因为它表达了水生生物所创业者们的心声:无悔于创业的艰苦,对研究所兴旺发达的喜悦与自豪,以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减当年勇的决心。

十年过去了,他们大多已是或将是古稀老人。他们之中,有的还在科研第一线耕耘着,有的如十年前赋诗的蒋一珪,不幸早逝了。一大批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包括他(她)们培养的学生,已接过他们的班,成为水生生物所的研究中坚力量。

在回顾水生生物所搬迁50周年历史的时候,我衷心祝福有72年悠久历史的水生生物所,永葆青春活力,再创辉煌。

中国的知识分子极大多数是好的。在缅怀为水生生物所的搬迁,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王家楫、朱宁生先生时,我有一种非分的想法,希望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不间断地、不受信任,被丑化、扭曲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让他们能在稳定、连续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方针政策之下,有了宽松、宽容、宽厚的环境,为祖国、为人民的建设事业,施展才华。

(薛攀皋,2004415日,载于《薛攀皋文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印行,2008年。薛攀皋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专职副主任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熊卫民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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