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视角

【中国科学报】上善若水 生生不息

    

  洱海水下森林恢复试验区

  ■本报记者 韩天琪 

  小到一个池塘,大到内陆水体生命过程、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利用,只要是与“淡水”和“生物”相关的研究,都能看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的身影。

  近年来,通过推进特色研究所建设,这支水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研究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特色定位、特色学科和特色支撑,活跃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为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走出了一条独具魅力的改革创新之路。

  波折 

  2015年4月,时任水生所所长赵进东匆匆进京。这是一段熟悉而踌躇的行程。他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游说”中国科学院领导再给一次汇报特色研究所建设方案的机会。

  两个月前,中科院召开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特色研究所遴选评议会,赵进东代表水生所参加了答辩。作为建院初期建设的15个研究机构之一,水生所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聚焦水体污染治理和渔业育种等领域,积累了独特的科研优势。这让赵进东信心满满。

  在申请特色研究所建设的考评准备中,水生所紧紧抓住自己作为国内唯一从事内陆水体生命过程、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资源利用研究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这一独特优势,阐明了水生所将在国家水环境保护、渔业可持续发展和微藻生物能源利用等重大战略需求方面,针对相关领域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关键科技问题,着力强调面向生态文明领域中的对社会和产业发展突出的成效,突出研究所在该领域中的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成就,更鲜明地展现在水生态环境维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珍稀物种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成就和引领作用,使研究所特色得以鲜明地呈现。

  特色研究所是中科院研究所分类改革中的“特战旅”,想要进入第一批特色研究所建设试点,就要找准特色定位、发展特色方向、巩固特色优势,赵进东对此有清晰认识。然而评议现场其他研究所的答辩表现,让他看到了水生所在凝聚特色方面仍有努力的空间。

  回到所里,他马上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进一步凝炼特色研究所建设的目标。

  按照特色研究所培育建设的要求,研究所应围绕“主要服务项目”和“特色方向”,产生重要经济社会影响力。

  “如果不算横向经费,单就专利产品性质的转移转化而言,水生所一年的收入大概只有几十万元。但我们新品种推广所创造的收益大都在渔民的口袋里。”现任水生所副所长(主持工作)殷战力陈水生所对我国养殖渔业的贡献。

  例如,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桂建芳团队培育的异育银鲫“中科3号”,曾在3年内占领了全国70%的市场,近5年来已生产优质苗种326.96亿尾,新增销售额581.45亿元,新增利润244.5亿元。这么具有经济价值的技术和品种,水生所却并未就此申请专利。

  “成本低、没门槛,优异的产品才会更迅速地得到推广,更好地产生社会经济效应。”殷战相信,特色研究所建设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要为社会创造效益。

  在条件保障方面,特色研究所建设对研究所在承担国家重大研发计划上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水生所“一三五”规划中,“三个重大突破”之一的微藻生物技术当时仍处于培育中;在申报特色研究所建设时,多数特长领域的国家重大专项尚未启动。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影响了对水生所的评分。

  “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论文少”“参加竞争的其他研究所在生态环境领域实力都不弱”……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可是,有不足才有改革的动力和方向呀!”不知是谁抛出的一句话,让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对,改革不就是要聚焦和破除现存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创新潜能吗。有问题不怕,有困难也不怕,只要坚定改革的决心、激发创新的信心,那些问题和困难都可以转化为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进一步凝练目标后,赵进东多次向中科院有关部门陈情汇报,“我们要发挥水生所在水生态环境、现代渔业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领域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深入思考和精心准备,水生所最终把握住了机会。2015年7月,水生所获批进入第二轮启动的首批“生态文明”特色研究所培育建设名单。

  “我向院领导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让水生所的改革凸显特色、再现成效!”赵进东向中科院领导表示一定会珍惜此次机会。其后,水生所在特色研究所的培育建设期间,按照特色研究所建设的要求,围绕“主要服务项目”和“特色方向”,在3年特色研究所培育建设期间,着力产生重要的产业和社会影响力。

  在全所同仁的不懈努力下,水生所终于在建设期考评的后续答辩中抓住机会跻身前列。2018年7月,水生所正式通过了特色研究所建设验收。

  洗牌 

  特色研究所建设要想取得实效,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凝练好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的主攻方向;二是在评价制度、项目及经费管理、激励机制、平台建设、团队组织等方面推出创新举措。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科研院所借鉴发达国家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实行PI制。这一制度设计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科研效率,但也出现了研究力量分散的弊端。

  赵进东和殷战一直在思索,怎样最大程度地做到扬长避短。

  研究团队间的有机整合无疑是可行的思路之一。此时摆在赵进东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重新搭建机构部门,对现有实体机构“重新洗牌”;二是维持现有机构不变,而用一个超越机构的方式重组团队。

  经过再三斟酌,赵进东选择了后者。“水生所科研部门的机构搭建按照水生态环境、渔类、藻类三大方向布局,这是水生所的传统,也是水生所的优势。”

  结合“一三五”规划的“三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水生所领导班子和学术委员会凝练出3个特色研究所服务性项目,分别是通江湖泊阻隔后鱼类生态结构恢复、淡水养殖清洁模式、蓝藻水华的发生机制和治理新措施。

  水生所每年将特色研究所建设经费的一半用于支持这3个项目,并且鼓励科研人员用这些“种子资金”撬动更多资源。

  以清洁养殖模式研究为例。近年来,我国淡水鱼养殖的60%是在池塘。投饵养殖或肥水养殖是我国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成因之一。以前,水体富营养化的治理是水生所淡水生态学中心、水环境工程研究中心的主要关注领域,鱼类生物学及渔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和藻类生物学及应用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并不在此。

  清洁养殖模式研究设计,则将诸多不同学科的科学问题容纳进一个“池”。比如,最大程度培育出营养物质吸收多、能量消耗少、营养物质排放少的优质品种;渔业养殖实现饲料配方高效化和投喂精准化;培育高效吸收利用鱼类排出营养物质的藻类;池塘养殖尾水实现低成本处理……

  水环境工程的学科组天天在外忙着治理黑臭水体,明明有技术,却想不到来治理池塘;渔业养殖的学科组只追求产量,也不想结合合理的饲料配比;鱼类品种改进往往只追求鱼的生长速度,并未聚焦饲料转化效率的提升。过去,这几个专业方向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通过清洁养殖模式研究这一项目设计,不同研究中心、学科组间的分隔被有效打破。科研人员自行组队,超过6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科组参与其中。

  以项目带团队,既避免了部门调整带来的短期震荡,又最大程度消解了不同学科组间的分隔;既整合了优势学科,又保留了PI制的效率。

  方向既定,接下来的就是改革路上的“沟沟坎坎”了。

   

  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中

   

  百天的小江豚F7c 和妈妈在一起

  减负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评价“四唯”现象突出,水生所一直在摸索“破四唯”的有效举措。

  “水生所一是除了科研人员,还有大量工程师和实验师;二是有相当数量的科研工作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工作产出不仅仅体现在论文上。”水生所人事教育处原处长胡兴跃表示。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水生所制定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

  水生所研究岗位、支撑岗位和管理岗位的人员比例是6.5:2.5:1。在职称晋升时,工程师和实验师等支撑岗位员工的晋升比例可达同期所内所有晋升指标的25%~30%。工程师评价以承担项目的完成和贡献情况为依据;实验师评价以实验成果、实验技术创新、对外服务评价等为导向。

  研究岗位的人才评价机制采取论文、标准、专利、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咨询等综合指标,并充分发挥以学术委员会牵头的学术共同体的定性评价作用。不同指标间的赋值可以相互转化,科研人员在考核评价时,只需根据实际工作选择相应指标参评即可。

  水生所淮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磊是这一改革举措的直接受益者。由于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成果转化和科技咨询方面,张磊发表的文章数量寥寥,这让他在2018年的职称评审中多少有点“底气不足”。但专家委员会在听报告时发现,张磊“做了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尽管副高级职称竞争激烈,但他还是顺利通过了评审。

  “人才评价机制是指挥棒,科研人员的贡献被看到和肯定,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激励。”胡兴跃说。

  对于财务制度改革,水生所围绕“为科研人员减负”“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办”的理念,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例如,结合水生所从事野外工作较多的特点,财务处针对性出台了野外差旅财务管理办法,解决了科研人员的实际工作困难。

  水生所财务处处长叶萍介绍,2017年6月,水生所出台的相关财务制度分类管理举措因“切实解决无发票报销难题”,被财政部科教司作为典型案例在各部委予以推介。

  “财务制度改革一方面减轻了科研人员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叶萍说。

  此外,科研财务助理制度,财务、人事、科研、基建等管理支撑部门的业务联动机制,让科研人员只需提出需求,就能得到专业的支撑服务工作。

  “总之一句话,我们要让科研人员尽可能少地把精力花费在事务性工作上,为他们‘松松绑’。”叶萍表示。

  成效 

   

  “中科5 号”鲫鱼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供图 

  进入特色研究所建设以来,水生所的经费收入稳定增长,同时其产出能力也出现爆发式增长。“3年特色研究所建设,我们可以说是抓住契机、苦练‘内功’。”赵进东表示,水生所在论文发表、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等方面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5年至2017年间,水生所科研人员共发表论文1674篇,由SCI收录1085篇。其中,JCR学科分类前30%的论文610篇,占56%,相比2014年及以前增长超过两倍。共申请专利165项,获得授权专利82项(含1项美国发明专利)。编写专著6部,制定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9 项。

  水生所人才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发展。近3年新增、农业农村部水产技术体系岗位专家7人、中科院特聘研究员15人。人才团队建设方面,近5年新增基金委创新群体1项。

  截至目前,水生所具有国家级人才称号的科研人员共19人,占正高级职数人选的24%;具有省部院级人才称号的科研人员共44人,占正高级职数人选的56%。

  青年海外进修计划、职称破格提拔制度、青年促进会遴选制度、所级青年科技奖励、3H工程……制度创新、勇于实践,水生所的政策“组合拳”托举起青年人才的成长之路。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同样可圈可点。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水生所为了推进产业转移转化平台建设,探索采用更为灵活的人事机制,“人才离岗创业”初显成效。

  研究员刘剑彤就采用了离岗留任的方式,担任水生所发起的武汉中科水生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以提供水污染综合整治与水资源综合利用服务为主,2016年正式登陆新三板,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2015年,水生所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合作共建的藻类生物技术和生物能源研发中心成立。中心主任韩丹翔介绍,不同于原先“技术突破—对接社会资源—产业化”的成果转移转化模式,中心成立伊始即与企业联合,有非常明确的社会需求导向。

  截至目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已投入5000万元左右的仪器设备,总投资接近1亿元。水生所则引入产业基金共建研究中心,探索成果转移转化新模式。

  2015年,水生所建议并积极参与“抢救洱海”行动,制订了洱海渔业提升计划,实现了控藻与渔业效益双提升,并通过适当恢复沉水植被等方式,既改善了水质,又增加了渔民收入。

  水生所长期通过全国政协、各类媒体呼吁对长江实施十年禁渔措施。2016年,有关建议获得中央领导批示,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措施、展开专项行动。

  “可以说,3年时间,水生所迎来了70年发展历程中又一个黄金时期,这是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学科建设、设备平台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的结果。”殷战说。

  期许 

  在殷战规划的蓝图里,未来水生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国家和中科院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下,进一步破除观念壁垒和制度藩篱。“要在全国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018年,特色研究所建设验收刚一结束,“蓝色粮仓科技创新”国家重大专项发布,通过积极组织团队申报,水生所承担了其中水产养殖生物性别和发育的分子基础与控制机制、渔业水域生境退化与生物多样性演变机制、重要养殖鱼类种质创制与生殖操作等3个项目,增强了研究所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的能力。

  未来,水生所希望努力推动成立“长江生态保护”研究机构,期望对标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研究中心,联合高校和各部委研究机构探索建立淡水全人工模拟系统和实验生态学平台。

  “以前生态研究主要靠观测和调查,由于变量复杂,难以实现实验室条件下的精准研究。”殷战表示,期待通过资源争取,构建水生态模拟设施的建设,推进实验生态学研究的开展,使变量控制的实验方法将来可以应用到水生态环境的研究上,从而得出更准确、因果联系更强的水生态试验结果。

  “水生生物调查数据分析管理平台”是另一个设想。水生所从事水生生物调查的时间长、积累多,很多珍贵数据保存于水生所的纸质档案,或是分散于各学科组的内部档案中。殷战计划首先在水生所内部建立数据库,收集各流域的水生生物调查资源数据,并逐渐发展为国家性的数据平台,为全国水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的研究、保护、人才培养、科普等提供权威、共享的学术平台。

  “回顾水生所的历史使命,鱼、藻、水的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体生态研究系统。在强调绿色生态理念的今天,这种有机整合的研究方向必将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殷战和水生所全体职工相信,未来的水生所不仅仅是有“特色”的水生所,还将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中国科学报》 (2019-06-21 第4版 纪实)网址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9/6/347061.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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