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鱼类宝库的大门━━记鱼类学家伍献文
高尔基曾经说过：“大自然是人类的继母。”这句话是正确的。无论天上、地上、水中，到处都布满了大自然富足殷实的宝库，拥有无尽的宝藏，然而，大自然对于人类，却又是十分吝啬的！她的每一座宝库都牢牢地闭锁着，从来不肯自动地向人类稍稍打开。于是，勇敢顽强的人们便向大自然探求着，奋斗着，索取着，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终于用智慧的金钥匙将一座座大自然的宝库打开。他们开掘的宝藏，为世代人们所享用，他们亲切的名字和献身精神，也自然为世代人们所铭记和传诵。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同志，便是五十年来从事祖国鱼类学研究，为打开祖国鱼类宝库的大门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科学界老前辈。
一
随手翻开一本最普通的字典，按部首排列在“鱼”部的就有上百个汉字。然而，字典的所载还远远不是鱼类的全部，世界上的鱼竟有两万种之多呢！要知道，地球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积覆盖着水呀！海洋，浩瀚无际；江河，奔腾不息；湖泊，星罗棋布，哪里没有鱼类的踪迹呢？从炎炎的赤道，到南极北极，从长达20米的鲨鱼到不足1厘米的鰕虎鱼，大中小应有尽有，圆的扁的长的无美不备！ 那展鳍而翔的飞鱼，其疾如箭的旗鱼，仗剑巡海的剑鱼，雄性育儿的海马，爬上树梢的攀鲈……还有发声的、发光的、发电的……多么光怪陆离、奥妙无穷的大千世界啊！更何况浩大的水体本是地球上一切有机物的源头，蛋白体的摇篮，生命的母亲啊，人类最初就是从这里发祥的！鱼类学、水生生物学，这是多么富有诱惑力的神奇领域！多少有才华、有抱负的探索者为之心醉神往！四十九年前的一个秋天，29岁的伍献文就是怀着这样一颗献身于祖国鱼类学研究的赤诚之心，抛妻别子，孤身独踪，毅然登上了开往法国巴黎的远洋客轮。
庞大的海轮拔锚起碇，缓缓离开祖国海岸了。伍献文凭栏伫立，心事浩茫；辽阔富饶的中华祖国啊，一千八百公里长的海岸线，三亿多亩内陆水域，得天独厚的北温带、热带、亚热带气候，这里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鱼类资源。三千多年前，黄帝的子孙们就开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养鱼。战国时期有名的范蠡大夫就写了世界上最早的鲤鱼养殖学著作《养鱼经》……中华祖国，有一千条理由应该成为第一流鱼类学家的渊薮，可今天，为了研究自己本国的鱼类学，却不得不远涉重洋，向外讨教，这是多么令人悒郁不快的事情。
那些国际生物学界公认的“模式标本”，文献资料，全在外国的研究机构中收藏着。拿淡水鱼中最主要的鲤科鱼类来说吧，世界上约有两千种，中国占四分之一。然而，这些鱼的种属、特征、习性、繁殖、分布……完全是一片模糊。恰如一个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所有的居民都一无姓名，二无地址，三无户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哪能谈得上进一步着手研究鱼类的生活规律，合理开发祖国的渔业资源呢？
伍献文在厦门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开辟中国自己的鱼类学研究体系，要寻找一条科学的金线，把祖国水域中所有的鱼类明珠全部编串起来。让大江小河，千湖万泊的鱼群，都按照中国科学家根据它们的自然历史所建立起来的户籍、档案和家族谱系对号入座，听中国人民驱遣，为中国人民造福。
船仓里，伍献文打开了他破旧的皮箱 —— 唯一的随身行李，取出一本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鱼类学的著作读起来。读着读着，伍献文心头不禁砰砰乱跳，呼吸也粗重了……这哪里是什么科学著作，分明是一部列强侵华的编年史！书中列举的几百种中国淡水鱼，竟没有一种是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命名的！
他压住悲忿往下看，浑身的血不禁涌到脸上，手也微微颤抖了。我国青海湖的裸鲤拉丁文学名是Gymnocypris pygewalskii(Kessloy)，这是以沙俄时代的将军普尔热瓦尔基斯(Pygewalskii)的名字命名的！鱼的旁边还影印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照片：满脸杀气，系着武装带，十足一个赳赳武夫。他就是俄国沙皇派到中国的军事间谍，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的《伊犁条约》的“功臣”！沙皇为了纪念这匹猎犬，曾在中俄边界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城市。如今，这个亲手杀害过四十多个中国老百姓的刽子手，又要让中国青海湖的裸鲤再用脊背为他驮起一座纪念碑！伍献文不禁勃然动容了！他忿然把书抛到一边。
祖国啊，你富甲天下的自然条件是鱼类繁衍的理想之国，但你落后的科学文化却是鱼类学荒凉贫瘠的不毛之地啊！何时才能结束外国人操纵中国科学的悲剧呢？苦闷中，伍献文又想起自己敬爱的老师秉志。“正视落后，改变落后。”这是老师时常激励他的一句话。伍献文对着舷窗外茫茫的大海，心里发出誓言：我们一定要赶上去！
二
巴黎！世界都市之冠！多少人一到这里，便眼花缭乱，迷失在这巨大的万花筒里。
伍献文在巴黎三年，对驰名天下的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圣母院却很少光顾。他不曾在悠闲的散步中领略塞纳河畔的迷人的夜色，更不睬夜总会之类纸醉金迷的喧闹。作为一个穷留学生，伍献文虽然在巴黎大学注了册，却不能住校。只能一边在巴黎博物馆工作，一边自修。他下榻在巴黎远郊的一间陋室里，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往返奔波好几十里。清贫艰苦的生活，没有沮丧伍献文的意志，相反倒使他更加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和宝贵的时间了。
一个弱国的留学生孑身海外，本来就是难免受气的。日本侵略者兵不血刃地吞并了东北三省后，更引起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轻视。有的外国人大不敬的当面嘲笑说：“中国人真懦弱无能！”有的则耸耸肩膀，投以白眼。这种无形的压力，使伍献文感到直不起腰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法国《人道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上海军民奋起抗日的消息，巴黎全城掀起了声援的热潮。伍献文走到街上，连陌生人也过来握手，赞扬中国人民的骨气了。但是没有多久，蒋介石命令十九路军撤退，眼看国运又一仍旧观。屈辱，忿怒，失望，象隆隆转动的磨盘，磨碎了伍献文的心。一连几天，他连大街也不愿意上了。
政治上受歧视，学术上更受鄙薄。有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外国鱼类学家当着伍献文的面，出言不逊地说：“中国的鱼类学是世界上最混乱的，中国人越插手越混乱！”伍献文听了，镇静而有力地反驳道：“不错，中国的鱼类学是混乱的，但造成混乱的不是中国人，正是你们！”接着，他雄辩地举出大量例证，指出在外国人对中国鱼类研究的著述中，哪些是同物异名，异物同名，哪些是张冠李戴，混淆不清……这个外国专家瞠目结舌，无言以答，挟起皮包就走掉了。
巴黎三年遇到的世态炎凉，在伍献文心中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也埋下了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的种子。他明白了，一个弱国的国民，要想挺胸昂首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自强自雄！他下决心要在科研道路上努力攀登，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中国人决不是低能儿！到国外留学学生取得杰出成就者的比例向来是十分可观的！一九三二年,伍献文的毕业论文《中国比目鱼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发表了。丰富的调查资料，严密的分析论证，细致的叙述描绘，独到的精辟见解，使伍献文象一颗璀灿的新星在生物学界初露头角。学者纷纷发表评论，肯定论文的成就和作者的造诣。巴黎大学把博士学位授予这位勤奋治学的中国学生，伍献文毕业了。
归心似箭的伍献文取道德国、意大利回国，急急扑向母亲的怀抱。当他看到水天之间出现了绵延的中国海岸时，无声的热泪滚落到甲板上。三年来日思夜梦的祖国哟，飘泊天涯的游子回来了。
三
满腹才学，一腔抱负的伍献文回国后，应聘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半壁河山转眼便沦陷在日寇手中。覆巢之下无完卵，伍献文所在的研究所也象大海中的浮游生物一样，在逃亡的潮水中被卷来旋去。从南京迁到湖南南岳，长沙形势紧急又把他们驱赶到广西阳朔，直到三八年冬逃到重庆北碚，才算稍得粗安。
中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多数都经历过贫苦生活的煎熬。在北碚，山坡上四间平房就是他们的研究所办公室兼实验室。两间以竹片糊上泥巴作墙的低矮小屋，就是他和昆虫学家陈世骧的宿舍。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物价一日数涨，“法币”如同废纸。伍献文一家只能靠一份粗糙发霉的“平价米”免强糊口。最困难的时候，孩子们连咸菜也没有吃的，上学只好带些盐巴当菜。烟囱被炸弹震倒，茅屋为秋风所破，伍献文和孩子们爬上房顶去修理，衣服破了朽了便自己在灯下缝补。最困难的时候，他卖掉妻子仅有的几件首饰，卖掉结婚戒指，卖掉跟随他多年的一套象牙筷子，最后卖掉刚刚脱下的毛衣。唯有那些鱼类标本和图书资料，却始终完好无损地珍藏着。
山河破碎，颠沛流离中，伍献文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为楚囚相对。在阳朔，烟雨冥冥中，他们驾着小舟，采来南国稀有的鱼类标本；在北碚的多少寒夜里，伍献文孤灯独伴，埋头从事科研。刺耳的警报声中，敌机经常猝然而至，伍献文和同事便挑起装着标本、仪器的箩筐，躲进简陋的防空壕里。敌机飞走的声音尚未远去时，伍献文就已经重新伏案工作了。当时的四川，社会混乱，祸机丛伏。隔壁的地质调查所，就有人在外出勘探时死于土匪之手，但这些并不能把他们吓倒。在这贫困险恶的环境中，他们深入各地采集了珍贵的标本，研究了黄鳝循环系统和呼吸器官的特点、殷墟鱼类的考古学资料……艰难竭蹶的中国科学家和扶墙摸壁的中国科学相依为命，在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中艰难地进行着！
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传到北碚，伍献文和同事们在狂欢中痛饮胜利之酒。谁不是磨拳擦掌，对未来充满希望啊！科学家们，有的把男孩子取名德谟（民主），女孩取名赛因（科学）。一九四六年，伍献文和研究所一起离开四川，迁到上海。
解放战争的形势日渐明朗，朱家骅慌忙在南京召开会议，宣布“中央研究院”要迁到台湾。伍献文的主意早已拿定了，他简短而坚定地说：“我是不离开上海的！”说完便昂然退出会场。
那是大军渡江的前夕。深夜里，伍献文坐在收音机一字一句地倾听新华社播发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献词。解放南京的隆隆炮声传来，大地震动，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就要诞生了。伍献文心中波涛起伏，感慨万千！从一九二九年留学法国算起，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如今已年近半百，秋霜满鬓。今后该怎样百倍努力地献身于人民的科学事业呢？……
伍献文和千千万万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热爱祖国的激情，痛恨黑暗、憧憬光明的正义感，献身于事业的忘我精神，使他和旧社会是那样的格格不入。而当他象一条东流的小溪汇入人民事业的大海时，却是那样自然、和谐，如鱼得水，以至于很快就浑然一体了。
四
百废待兴，百端待举。胜利的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急切地给科学安上了飞翔的翅膀。科学家们“拨剑四顾心茫然”的时代过去了，“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时代来到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尽管华南剿匪战场上枪声未停，第一次人民的科学筹备大会却在北京隆重召开了。
伍献文随华东代表团乘坐火车驶往北京。车窗外，黎明了的祖国大地无限生机，万千气象，重江东注，百川归海。这次大会是全国科学界的大会师，伍献文是怎样的壮怀激烈啊！
同年冬季，人民的科学院宣告成立。在新改选的机构里，伍献文担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一九五四年，水生生物研究所迁到水网密布的湖北省。从此，在武汉东湖的明镜里，珞珈山的绿荫中，祖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水生生物研究中心矗立起来了！多少年的夙愿，不是在梦境里，而是在脚下的土地上实现了！
这是最美好、甜密、愉快的日子，伍献文觉得吃饭也香，走路也快，年纪也轻了。湖光山色里，研究所漂亮的楼房闪闪发光，养鱼池的水面上，霞染翠浪，风摇碧荷，鱼出芳藻……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的家业啊，伍献文负着这里的重任哩。想想肩上的担子，他怎能不加倍努力地工作！
党和人民从来是敬重自己的科学家的。伍献文已是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人大代表了。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一个美好的夏夜，炎暑刚过，新凉初生，一辆轻快的小轿车把伍献文带进中南海那金碧辉煌的大门。当十二点的钟声敲过以后，伍献文经历了一个幸福而难忘的时刻：万众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亲切接见了他！总理一见如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是哪年到法国去的？伍献文回答：“一九二九年，比您晚得多了。”总理若有所思：“二九年，那还是比较早的一批呢！听说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很有成绩嘛！”听着总理炽人心胸的勉励，伍献文心中翻起一个热浪头,他感动说：“我们做的工作太少了，缺点错误倒不少。”总理爽朗地大笑了，他兴致勃勃地说：怕犯错误只好不干工作了，但不干工作就是最大的错误。接着，总理详细听取了伍献文的汇报，他频频插着话，或询问，或赞许，或质疑，或建议……有幸和我们伟大而可亲的总理促膝对坐，得以面对面地一瞻风采，亲聆教诲，这真是一刻千金的时光啊！接见过后，伍献文才象想起了什么，他关切地问总理的秘书说：“总理经常是这么晚还工作吗？”秘书笑笑，深情地说：“总理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哩！”这一夜，伍献文久久没有入睡。星汉西流，东方渐曙，他还在激动着、思考着：下次见了总理，该拿什么成绩向他汇报呢？
大干一番的客观条件迅速成熟了。伍献文身边已是人才济济，兵强马壮。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民族屈辱感应该洗雪了！伍献文组织了小分队向全国各地进发，他们在长江、黄河的水系中张网，在大渡河、绥芬河的激流中垂钓，在班公湖畔开刀解剖，在滇池岸边制作标本……艰苦战斗中，不仅是“斜风细雨不须归”，即使是酷暑严冬，风暴雨狂，也从没阻止住他们进行的步伐。转战数年，万鱼来归！伍献文和同事们采集了七百五十多种淡水鱼标本，几乎把中国境内的淡水鱼囊括无遗了。
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总理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湖北省委拨出巨款修建了水生生物标本大楼。当大楼落成，上万条鱼类标本搬进陈列室的时候，伍献文欢笑的脸上热泪纵横。多少酸甜苦辣在心头交汇！这里不再是他当年飘洋过海才寻觅到的巴黎水族宫，也不是归途中特意绕道才看到的德国和意大利博物馆，这是中国自己的淡水鱼博物馆！眼前，琳琅满目的鱼类标本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他们全部都鸦雀无声地按目、科、属、种井然有序地对号入座。这是全国各种鱼类的代表在水晶宫出席会议吧？什么会议呢？中国科学家要宣告：跑到国外求见中国标本的日子永远不再来了！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著作是科学的结晶。任何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是把著书立说作为一项崇高而严肃的工作。伍献文几十年来就没有间断过从事科学论著。
还是在太湖工作时，伍献文就和他的学生刘建康等编写了十万字的通俗读物《鱼》。一九五二年一月初稿完成，他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把稿费全部捐献，支援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一九六一年，伍献文参加编写的《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出版了。为了完成这部系统总结我国人民养鱼经验的皇皇巨著，他们组织了七个小分队赴各省调查。武穴有位八十岁的老渔民李金，祖辈养鱼，可称世家，听说水生所要编养鱼的书，毅然献出了几十年秘而不宣的祖传的养鱼经验的手稿。伍献文深深感动了，他更感到这部著作寄托着多少人的厚望。到浙江调查的同志，在鲁迅家中找到了记述我国古代河道养鱼的珍贵资料，伍献文也惊喜地在著作中古为今用了。
登上一座山峰，有人喜欢停下来，欣赏一下被抛在脚下的风光的。伍献文却不是这样小注即满，浅尝辄止的人。他一步不停地挥着汗水，又向更高的峰峦攀登了！在编著了《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鱼类》之后，他便着手写那酝酿多年的《中国鲤科鱼类志》，把中国自己的鱼类分类学体系建立起来。中国的鲤科鱼类，有四百多种，抓住了鲤科鱼类，就抓住了中国淡水鱼的主体。
伍献文胸中的《中国鲤科鱼类志》实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它简直是一个巨型大厦。如果十个亚科是大厦的骨架，一百多个属便是层，而四百多种鱼就是大厦的四百多个房间了，这实在需要第一流的建筑师！或许在伍献文胸中，这部著作是一部集大成的画册，他要将四百多幅鱼类的“标准像”都要用最详尽入微的工笔描绘出来，这实在需要第一流的丹青能手！
为了编著这本供人们查阅的浩瀚似海的《鱼典》，他废寝忘餐，不分昼夜，耗尽了自己的心血。一九六四年《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终于问世了。我国生物学界对这一专著作了充分肯定，也引起了国外生物学界的高度重视。许多外国学者要求交流经验，访问学习。后起的中国鲤科鱼类分类学，和世界先进水平只有几步之遥了！接近了，我们接近了，加油！中国的金色鲤鱼正憋足了气力，向着世界先进水平的“龙门”起跳！
伍献文常常远涉重洋。在“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会”上，在芬兰召开的“国际湖泊会议”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五大洲的专家云集，同行皆至，伍献文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也和各国的生物权威，鱼学泰斗比肩同步走进会场。当他仪态从容地在讲坛上宣读自己的《有关长江沿岸浅水湖泊研究》、《青、草、鲢、鳙的人工繁殖在中国的进展及其成就》等科学论文时，多少人在聚精会神地洗耳倾听！祖国强大了，祖国的科学发展了，台下不论善意的、敌意的眼光，都对我们刮目相看了。
伍献文却是冷静而沉勇的，他不骄矜、浮躁。他还有许多宏伟设想呢，他在《中国鲤科鱼类志》上卷前言中告诉读者，“预计最近将其他四个亚科 —— 鲃亚科、鲤亚科、鮈亚科和鳅鮀亚科写完，作为下卷出版。”写这几句话的时候，他是稳操着胜利的左券，充满着坚定的信心的。
然而，一阵政治生活上的龙卷风，打乱了他行进的步伐。他所预言的“最近”，竟变成了十三年后！这是他当时无论如何难以料到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九七七年，他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才得以出版，和上卷珠联璧合。
五
大海的怒潮多么壮观！尤其是风云变色，雷霆震怒的时候，浩茫的水域涌起拍天巨浪， 汹涌的潮头如白虹贯空，扶摇齐天，扑向海岸，冲开海门，涌进内河……一切污浊被洗涤，泥沙被冲刷，水生生物被摇撼，震荡！
大海又是森罗万象的。有一种叫做“红潮”的罕见现象，短时间里，能把大片的海水变成红色。这种“红海洋”乍看上去似乎倒也红得可爱，但水生生物学家却一眼就能识破，这是一种叫做双鞭毛虫的东西在作怪，当这种双鞭毛虫大量繁殖时，海面上便出现特殊的红褐色，成为所谓的红潮。这种双鞭毛虫能放出剧烈的毒素，使鱼类和许多水生生物大量死亡。
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大潮中出现林彪、“四人帮”，就是这样的双鞭毛虫。他们分泌了大量的剧烈毒素，妄图把我国的科学、经济、文化……全部毒死。他们掀起的“红潮”看起来也红得很，然而却不是真红，而是那种“特殊的红褐色”。当然，对于这种水生生物范围以外的“红潮”，伍献文当时是不能一眼识破的。
“反动权威”、“白专道路”的大帽子，伍献文当然是不能幸免的。因为他平时劝青年人多学外文，多写论文，便成了用“两文起家”对抗毛主席的“两论起家”；由于他翻译过不少外国资料，便成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由于他搞解剖、制标本，便被骂成了“围着臭鱼烂虾转的蛆虫”。他们声称这些研究毫无用处，悍然封闭了实验室。他们多次扬言要把这些“臭鱼烂虾统统倒掉”，因为它们“占据了有用的玻璃瓶”。
侮辱人格的谩骂声时时传入耳中，强迫劳动带来的疲劳遍及全身，但这还远远不是最严峻的考验。一九六九年，江青臭名昭彰的“十一·二”讲话发表后，无数冤狱便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科学界“两线一会”的大冤案，从吉林、上海，一直株连到武汉。他们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把整个水生生物研究所诬陷为“特务机构”，把全部高级研究人员和部分中级研究人员，一律打成“潜伏特务”！当时已经六十九岁的伍献文被投进了私设的牢房，整整关了九个月！
九个月的关押生活，使这位几十年忙忙碌碌研究鱼类的科学家有闲暇略微研究一下人了。他吃惊地发现，有些啼笑皆伪的人，居然有章鱼的贪婪，鱿鱼的圆滑……幸而他们都不是鱼，如果真有这种鱼，再加上那些“角”和“刺”，还不知道应该把它们归纳到何“目”何“科”里去呢？伍献文相信了，确定人和人的差距，有时比人和禽兽还远。
伍献文沉思默想，喟然兴叹。看守他的人出自不同的动机开始对他小心防范了。伍献文发现，这些人原来是怕他自寻短见。他摇摇头微笑了：“我是研究生物的，对于一个生物如何会死掉的知识，我比你们多。防是防不了的。不过，你们尽可以放心，我还没有认为我已经不应该活下去！”他常常想起的，是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殷切期望；想的是许多研究的课题还急待动手；想的是《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还没完成呢。
一九七一年，伍献文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当党组织找伍献文谈心，问他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说：“给我一支笔，给我一张纸，我要把《中国鲤科鱼类志》写完”！
伍献文又埋头著书了，然而他对政治倍加关心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掀起一阵“批判黑线回潮”的妖风。他们把邓副主席主持国务院工作时通过的科学汇报提纲作为大毒草批判。伍献文认真读了这个汇报提纲的内容，感到字字句句都是科学家们心底的话。这完全合乎毛主席、周总理的一贯教导啊，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去随波逐流泥！在“奉命批判”的讨论会上，他很坦直地说：“这个汇报提纲，我看不出有什么错误，也没有什么批判的话可谈！”这位几经沧桑的老人，从亲身的阅历总结出一条真理：谁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闹得上上下下舆论鼎沸的时候，他们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六
一九七八年三月，伍献文作为主席团成员，到北京参加举世瞩目的全国科学大会。
列车隆隆地奔驰着……这和二十八年前祖国刚解放时乘火车到北京参加科筹会议的情景多么相似啊！车窗外，是第二次解放的祖国大地，无限生机，气象万千，重江东注，百川归海！这是到北京参加科学界的大会师。然而，凭窗眺望的伍献文已是七十八岁的白发老人了。
在人民大会堂的灿烂华灯下，伍献文和阔别十多年的老朋友们又重聚一堂。党中央的报告，展示了四个现代化的光辉前景。伍献文眼前又浮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大身影，又感到了党和人民的亲切召唤。七十不稀，八十不老！这是老科学家们一致的心声。伍献文一舒双臂，掠一掠白发，又开始了新的长征。
伍献文的耳旁又想起老师秉志当年激励自己的话：“正视落后，改变落后。”诚然，我们和科学先进的国家来比，差距又拉大了。有些国家的集约化养鱼，已达到每平方二百公斤的高产纪录；不少国家的鱼类学研究，已经从它的形态、习性等转入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的水平；养殖学中，也大量使用仪表和计算机了……中国科学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伍献文的回答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要赶上去！
在北京，伍献文有缘邂逅了已在北京落户的“武昌鱼”，那是在一家菜市场卖鲜鱼的水池边，当一条大鱼从秤盘上扑地跳下，售货员因抓它不住而手忙脚乱时，伍献文只一把就把它牢牢地擒住了。抓鱼也有擒拿术！科学家深情地看着买鱼的人们，他兴奋、愉快、欣慰。末了，还有几分欠意和负疚：鱼还不算丰富啊，大家还排着队。作为一个人民的科学家，怎样给人民提供得更多一些呢？庄子在《外物》篇中写过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任公子，以五十头牛为钓饵，以又长又粗的缁绳为鱼线，钓了一条硕大无朋的鱼，使浙江以东到苍梧山下的人都饱餐了美味。这个故事多么美！我们今天的科学家，比任公子的气魄要大得多！该怎样放更长的线，给人民钓更大的鱼呢？
伍献文仰天稽首，费尽踌躇：现代化的设备是要添置的，不能靠四十年代的实验手段攀登八十年代的科学高峰；科学情报资料是要认真加强的，不能闭关自守，坐井观天；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人的培养。“四人帮”十多年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摧残了老一代的科学家，更令人痛心的是造成了科学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七十八岁了，还不能放心交出接力棒，这成了伍献文最重的心事。
生物学中有一个叫“食物链”的术语。说明生物的食物关系：作为食物的有机物，每转化一次，都会消耗。“食物链”越长，损耗越大。那么，人对精神食物的摄取中，是否也有个“食物链”呢？伍献文想起，他在巴黎三年，和巴黎大学的老师只有三次谈话的机会：第一次是开始选题，第二次是交毕业论文，第三次就是回国前的告别了。在那种咫尺天涯可望不可即的情况下伍献文不得不个人奋斗，在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料中“沙里淘金”。这自然也是锻炼，但有时却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走许多弯路 ——— “食物链”太长了。伍献文对此是深有感觉的。所以，他要把百花酿成蜜糖，用最精的食物，最短的“食物链”来营养自己的学生。他从大量的进口资料中选出精英，亲自翻译，在关键的地方划上提示的浪线，写上启发他们思考的眉批，再送到学生手里。今天，他身边不少当年的学生，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科学中坚，但他仍然不放松对他们的辅导。有多少次，他由于眼病急剧变化被送到医院。在汽车上，甚至在闭着眼睛针灸的时候，他仍然娓娓不倦地和护送他的同志们谈论科研问题，在场的司机和医生都为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由于他的诚恳热情，每天登门求教的人络绎不绝。无论是所内的，所外的，本省的，外地的，他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收到的信函和论文，他总是认真作答，悉心修改。有时下班回家吃饭，在路上逢到好学的青年，谈到忘情，把吃饭也忘记了。在科学大会上，伍献文和老朋友们用“人梯”精神共勉，其实多少年来早已经这样做了。把生命有限的火热更多的化为融融的火焰，照亮来者，在他看来是崇高的责任和最大的幸福。
严重的肺气肿使他整个冬天哮喘不止，几十年来福尔马林溶液的侵害和熬更守夜的积劳使他的双目都受到严重的损害，一度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也只剩零点三的视力，但他顽强地与疾病战斗。经过治疗，失明的左眼恢复到零点三，右眼恢复到零点六。同事和亲人们，都劝他不要再夜间对灯写作了。他感谢亲友的建议，但是，晚上灯光一亮，他就又伏案翻译或从事新的研究选题了。珞珈山下湖边丛林中有一盏长明不息的灯，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闪烁着。他是这样想的：余年不多了，要和生命抢时间哪！即使象追日的夸父一样弃杖倒下，也要化做一片桃林，留给后代子孙！
伍献文一生没有什么积蓄，唯一的积累是上万册极为珍贵的图书和资料。有些是他千方百计托人高价买来的，有些是海外的朋友作为最贵重的礼物万里相赠的。当辗转于日寇炸弹的呼啸声中时，他没有动念去卖掉它们。然而，今天伍献文却把它们全部献给了水生生物研究所，作为国家的财富。自己阅读和别人一样写借条。他的儿子和女婿都是研究生物学的，留给他们本来不是天经地义吗？但科学不是私人的事啊，还是让这些书在图书馆为更多勇敢献身的人去服务吧！这些书跟他一辈子，他爱这些书太深，他要对它们负责，亲手把它们送到最该去的地方。如果把它们放在个人的小书橱里，那就太委屈它们了。
伍献文不仅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献给了科学事业，而且在精神领域达到了完全忘我无私的崇高境界。熟悉他的人，常常会不禁联想到毛主席《纪念白求恩》一文，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伍献文的影子。湖北省科学大会期间，省委陈丕显书记亲自登门看望了这位年高德劭的老科学家，代表党和人民向他表示了亲切的慰问。许多科学工作者也都暗暗把他的献身精神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时时从中汲取力量，得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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