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史回顾

竺可桢日记中水生所的人与事(之一)

竺可桢,字藕舫,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74年2月7日病逝于北京。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地学系;1928-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36-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竺可桢全集》第6-21卷为竺可桢1936-1974年的日记。阅读中注意有关水生所的史料,试作《竺可桢日记中之水生所的人与事》。

1949年4月底,担任校长13年的竺可桢离开浙江大学。5-6月,竺可桢潜居上海避险。5月9日:“晨六点半起。上午至123B办公。是室为英国女寄生虫学家Miss Sproston之办公室。因其母丧回国,暂空,故余即在其坐位看书。”6月21日:“据伍献文云,动物所之Miss Sproston今日乘蓝烟突公司轮抵沪。余所用123B房间得出让归还。余即将书籍移至59号。” ①

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当时在上海岳阳路320号院内,123B是其中一间办公室的编号。英国鱼类寄生虫学家N.G.Sproston,中文名史若兰,当时应聘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伍献文,当时为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5月24日:“晚枪声、炮声甚密。……至总办公室与仲济等谈,……”仲济,即王家楫,时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

5月25日:“今晨二点,共军自西站兆丰公园入愚园路、大西路进入前法界各地。岳阳路附近国军于昨子夜已退净矣。余于早晨七点早餐时始知。八点即出外视察。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上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在左胸上……”

5月26日:“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

6月2日:“今日下午文教处李亚农来研究院,召集各所长谈话。”李亚农时任上海市军管会文教处副处长。

6月4日:“今日下午院中开所长周会。决定为要晓得中共对于科学研究之方针,拟派人至北京,前往与中共中央接洽,因有不少科学人士现正在北京商讨。”

6月5日:“知化予已有电话来,遂偕至余庆路177号晤孟和。适研究所长已在讨论研究院之大计,到孟和、子竞、化予、九章、宗洛、仲济及正之。余亦加入讨论。……余提出联合政府成立后,科学研究是否将着重于实际应用方面……” 孟和,即陶孟和,时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子竞,即周仁,时任工学研究所所长;化予,即吴学周,时任化学研究所所长;九章,即赵九章,时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宗洛,即罗宗洛,时任植物研究所所长;仲济,即王家楫,时任动物研究所所长。这些研究所都属于中央研究院。正之,即吴有训,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6月9日:“八点半在在君馆大礼堂开中央研究院廿一周年成立纪念大会。待市政府来宾,直至九点半始正式开会。计到人民政府上海市市长陈毅,宣传部冯定、舒同,文教处李亚农、李正文,以及院士张菊生、柳翼谋、顾颉刚、庄丕可、茅唐臣、胡刚复、蔡夫人及院中同人。由员工联谊会推定倪达书为主席。”

在君,即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元月在湖南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去世。在君馆在中央研究院岳阳路320号院内。

倪达书,时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上海市军管会负责人陈毅专程到中央研究院看望、慰问留在大陆的全体员工,并鼓励他们为祖国服务。倪达书以员工联谊会主席的身份陪同陈毅。②

员工联谊会是上海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自发组织的一个应变团体,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央研究院财产及人员安全等。③

6月11日:“九点偕九章、吴化予、宗洛、仲济等赴余庆路晤孟和,谈中央研究院事。”

6月12日:“二点半至本院大礼堂,参加上海科学工作人员协会会员大会。”

6月16日:“约黄宗甄、冯德培及九章、仲济、化予、宗洛诸人,谈及八月二十日北京将举行科学会议事。”

6月17日:“下午二点军管会文教处接收中央研究院……二点二十分召集院中员工全体大会,由员工联谊会推倪达书为主席报告,即请文教会副主任李亚农先生演讲。……半小时后,吴化予代表所长、徐君代表助理,倪达书代表研究员,措辞均极简单。三点廿分散会。会后李亚农又与各所长谈至六点。”

从以上所引竺可桢日记,可见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及有关学者在上海刚解放时之动态,江山易鼎,人心向背。

6月7日:“晤王仲济,告以梅死的消息。”之前6月3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其长女竺梅病故。可见竺、王私谊。

6月19日:“晚膳后半小时与沈青囊、倪达书及一洪姓者打网球。”之后20日至25日每日都有晚上或早上与沈、倪等一起打网球的记录。此时竺可桢59岁,倪达书42岁。打网球既是健身,也可见上海解放后学者们工作之余的放松心情。据倪达书儿子倪嘉陵回忆,中央研究院岳阳路320号院内有一个硬地网球场,父辈们打网球一般都是双打。④

 

附注:

① 文中带引号处皆引自《竺可桢全集》第十一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该卷为竺可桢日记第六集,包括1948、1949年。

② 1949年1月,中央研究院将南京和上海各研究所的人员、仪器、图书等集中起来准备搬迁至台湾。5月,上海解放,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人员、图书、仪器等最终留在了大陆,成了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基础和重要力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即以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为主组建,本文提及的王家楫、伍献文、倪达书、史若兰后来都在水生所工作。故本文内容相较标题略作上溯。

③ 2012年3月12日访问刘建康。

④ 2012年3月11日访问倪嘉陵。

参考文献:

1,傅国涌,《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汪建国,《倪达书》,《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养殖卷2》,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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